平均产值的做法忽略了不同区域、不同品质土地的具体差异，容易导致实质不公平的结果发生。
主要体现在：其一，对宪法渊源与宪法形式两个概念的混同使用。在规范宪法学看来，规范性或权威性缺失是中国宪法实施的基本面相。
[81] 详见高全喜，注2引书，第46—53页。[5]进而言之，依托中国宪法的五个根本法，中国宪法实施的现实逻辑为：中国政府（广义上的）是中国宪法实施的主体，由政府通过各种政治行为为中国宪法的内容来赋值，这样，中国宪法实施当然具有鲜明的政治化色彩。林来梵：《宪法学讲义》，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5—64页。[59]而规范宪法学则在理论上首先确认权利规范在整个宪法规范中的价值核心地位，[60]因之，林来梵教授在其《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一书中便花费了相当的笔墨讨论了宪法规范的价值核心，即宪法权利与宪法义务。因为在许多学者看来，中国人的公私观念与西方国家存在巨大差异，核心表现是公依附于私的确定性，而自身具有不确定性与无归属性的特点，无论是非私即公，还是叠加私为公乃至至极性的公，往往都被理解成人人可以分享的资源，构成了大同、共和及均贫富的理想来源，[70]这种对私的追求恰恰违背了西方以个体私利为优先考虑对象的自由主义理念，从而将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等概念运用到中国包括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就会具有相当大的谬误性，因为中国根本不存在基于个人觉醒基础的公共舆论空间。
否定之后是艰苦地寻找与孤独地期盼：艰苦地寻找体现在从规范宪法层面对中国宪法规范如何能够获得规范性与权威性的研究上，核心内容包括规范分析方法的选择与锤炼和规范宪法生成条件的缕析，寻找的目的在于破解林来梵教授揭示的中国宪法规范所面临的第一个悖论。孤独地期盼要么体现在林来梵教授中国宪法不仅有待于、而且最终亦有可能在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的历史洪流中修成正果，成为实至名归的规范宪法[48]的希冀上，要么体现在郑磊博士中国目前处于一种平常时刻的转型期[49]的判定上，期盼是对林来梵教授所揭示的中国宪法规范所面临的第二个悖论无为性回应。有些应该规定的问题没有规定，导致实践无法可依。
而有些政府行为增进了公共利益，间接地也增进了个人利益。因此，就是这一困境将《宪法》第10条第1、2款和第3、4款之间潜在的矛盾冲突现实化了。（10）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第六，来自村庄之上与之外的压力都大为减轻，农民不再有凝聚起来进行对抗的必要。
当然，如果社会已经就某种更为优先的利益达成共识，则法律应予尊重。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中负面因素的影响，现实中许多人包括政府机关的公务人员并没有真正领会公法权力和私法权利之间的应然关系，反而将被扭曲的、不正常的关系视为天经地义。
其一，只有那些通过选择的、重大的且特别的公共利益，才能成为征收的合法前提。第二，健全土地征收部门对征地范围的确定程序。2.土地管理法和城乡规划法的完善按照我们对《宪法》第10条的解释或者修正《宪法》，在城市化过程中，仅仅以规划用地之名征收土地，构成违宪。在法定期间内，被征地人对需用地人申请事业符合公共利益有异议的，可以向法院起诉，由法院依法裁决。
其三，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原则上不能入市，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则能够入市。国务院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高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进一步完善分税制改革，就要反其道而行之，即让财权进一步下放，而事权适度减少并上收。个人利益的总和就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最终也都可以还原并体现为个人利益。
过度的两极分化现象意味着社会流动性减弱，穷的越穷、富的越富的马太效应呈现。主要是重新安置就业的费用。
要认识到二者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3）第三方制衡力量的欠缺到目前为止，我国的非政府组织数量少、力量小，许多重要领域仍未对非政府组织开放，因此，非政府组织尚不能有效地制衡强大的政府力量。
限制征收客体，似乎是在保护权利人的私权，其实反倒有可能遮蔽征收现象，对权利人不利。与这种观念相适应，边沁宣称：共同体的利益是什么呢？是组成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总和。其次，表面上看，城市化的方向有利于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好像也属于公共利益的一种，似乎城市化与公共利益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例如，针对征收行为，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6条的规定，国家征收土地，只要经法定程序批准，即可组织实施。这充分反应了农民对参与权的渴望。土地征收的立法宗旨应该有二：其一，确保土地征收的顺利进行，防止被征收人无理拒绝或漫天要价而使社会公共利益无法实现。
为了产业、交通及其它公益事业的发展或国土的综合利用、城市的开发发展等积极目的，而进行必要的特定财产的收用及其它限制，属于这里所说的特别损失，需要进行损失补偿。国土资源部提供的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06年，全国因为土地违法违规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干部有8698人，其中1221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有时可以发给土地债券，以代替现金支付。第二，确立公正补偿原则。
恢复农民的职业定位，消除农民的身份化现象。第二，在原本较低的标准幅度内，实际补偿又就低不就高。
其它政府兴办的以公益性为限的国家重大经济建设项目。既然农民职业可以改变而其户口身份可以不变，那么，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建立高楼大厦（城市化的一个标志），为什么就一定要改变其土地权属呢？进而言之，如果说当前的城市化还表现为现有城市的扩张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预料，未来还有一种城市化——农村自发的城市化，即居住环境城镇化（农民自己统一盖高楼，修街道），农业本身工商业化（农业公司化运作，农地成农场，单个农民变成农业工人）。而现实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分配和调整，也大多局限于村民小组范围之内，这足以表明村民小组一级的农民集体即拥有土地所有权。第三代的分享权，即公正分享自然资源、国民产值，并在健康的环境下和平生存的权利（如廉价住房、免费教育权利）。
所以，不能简单地确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孰优孰劣。首先要取消城乡居民的户籍约束，赋予全体国民以迁徙自由权。
（二）法律对策之基础：明晰相关法理1.征收的概念（1）正确认识征收概念我国立法原来一直使用征用一词，至2004年修宪时接受学者建议，修改后的《《宪法》》第10条和第22条均将征收和征用并列。第五，国家应采取有力措施调控房地产市场。
第三，建立价格形成机制。博物馆、图书馆、公益展览馆。
对于因公共利益的需要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可以通过征收的方式来实现，并要进行利益衡量，在公共利益占绝对优势且具有必要性时才能征收，以防征收权的滥用，最大限度大地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降低行政成本，就要从这三个方面入手。其六，有时候完全补偿可能导致人为增加征收成本，导致相关公共利益难以实现。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收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收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
第四，债券或股权补偿。一方面，直接有意地侵蚀私法权利当然构成公法权力的滥用。
即使其后的行为客观上有利于公共利益，也不过是私益满足之后的一个副产品。在商人那里，公共利益不过是便于征收的一个虚幻符号，征收完成就可以抛诸脑后。
进入专题： 土地征收 。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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